有关人口老龄化的数据开始变得普遍起来：人们的寿命更长、子女更少，而且这不仅出现在富裕国家，不少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。但其中隐含的问题常常被误解。老龄化社会本质上并不是一场人口统计学危机。问题在于无法适应这种现象----政治、管理和社会都深受其苦。

要看清这一点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再想一想人口统计学“问题”应该是什么。老龄化只不过意味着人们的寿命往往越来越长、而且通常身体健康。对我来说，这听上去不是个问题----难道我们应该更希望看到一个人口寿命越来越短的世界吗？

但是我们的体制适应这种现实的速度过慢。太多企业依赖于论资排辈的制度，如果这种制度算不上“人死才让位”，那也肯定是“退休才让位”。这种制度很难处理那些不再适合或不想要高职、但仍能以较“初级”职位留聘的员工。在公共部门仍然十分普遍的最终薪金计划(final salary schemes)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----它们的假设是最终薪资也是员工拿到的最高薪资。法律没有提供任何帮助：在英国，仅以年龄为依据的强制退休制度仍属完全合法。我曾与年长我50岁、但极富启发能力的导师共用一间办公室，因此可以证实在这一点上，法律完全是胡扯。

当然，还有政府养老金，其发放标准依然是年龄而不是健康情况，而且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限制并没有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进行调整。

120年前，俾斯麦(Bismarck)引入了全球首个政府养老金制度，当时其领取年龄为70岁。很少有人能活到那个年龄来领取养老金，虽然俾斯麦本人当时已经74岁了。如今，领政府养老金领上个20年已经不稀罕了。一些国家开始上调政府养老金的领取年龄----最近一个是澳大利亚----但进展很慢。

在金融可持续性的问题上，我们已经耗费了大量笔墨：我们为个人养老金缴纳的金额够不够、我们的雇主有没有为我们的最终薪金计划提供适当的资金支持、政府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支付未来的养老金？这些都是转移我们注意力的问题，因为金融工程的规模再大，也无力解决让一小部分员工赡养大量退休人员这个根本经济问题。事实上，只有两个解决办法：要么减少消费、要么接受更长的工作年限。

如果退休没有受到体制的束缚，那么这些解决办法就不会引起很多人的大惊小怪。面对劳动力短缺，公司将加薪；与此同时，由于有一大群人希望同时退休，房价和股价都会下跌，而年金利率也会低得可怜。多工作一段时间、少享受一些漫长的退休生活会成为一个非常诱人的选择。

我对政府和企业在退休金问题上的家长作风表示同情，因为在以50年为框架思考问题和处理复杂投资这两个方面，我们庞大的头脑似乎通常会让我们失望。然而，如果这些帮助只会促使我们提前退休，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心怀感激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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